参考消息网3月10日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3月9日刊登题为《经济机构重大调整旨在确保中国能够继续崛起》的社论。全文摘编如下:
对中国经济核心机构的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挫败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进一步奠定了基础。此次机构改革重点关注的是在不利形势下保持金融稳定、维护数据安全以及缩小科技差距。
这是2013年以来的第三次国家机构改革。预计不久后还将宣布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改革措施。
本周宣布的金融机构改革是为了解决过去几年市场中存在的一些混乱现象,以及对市场、银行和保险行业监管的分散性。政府承认必须加强风险管理和严格监管。
为避免各自为政的行为破坏协调与监管,此次机构改革基本上将银行业与保险业合并归属到一个超级监管机构之下,并且加强了资本市场监管机构,授权其同时监管股票和债券市场,从而清理发债乱象。
机构改革的目的是恢复纪律,改善市场环境,为创业公司提供一个更有效的筹措急需资本的渠道。
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一样,中国正在调整数据安全机构——此次改革将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组建国家数据局。考虑到数据存储、转移和使用的敏感性,特别是对于科技行业而言,这样的措施是合情合理的。
参考消息网3月9日报道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3月6日刊登帕米尔咨询公司执行副总裁默茜·郭(音)的文章,题为《亚太地区太空行业的发展——本杰明·查尔顿的见解》,全文摘编如下:
全球的专家、政策实践者和战略思想家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持有不同看法。以下是英国牛津分析公司的亚太高级分析师本杰明·查尔顿的一些见解。
亚太地区太空行业正出现三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该地区政府日益认识到太空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韩国等正在发展自己的实力,这是对美国相关实力的补充,也更有针对性地按照自己的需求量身打造。
另一个趋势是一批小型私人商业太空初创企业的涌现,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这些企业受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美国其他“新太空”企业的启发。这些企业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发展程度相比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其中一些极具创新性。从中期来看,东亚地区还是很有可能新出现一批重要参与者。
第三个趋势是政府太空计划的长期重心出现微妙转移,转向自然资源。中国的载人航天飞行计划和多国参与的“阿耳忒弥斯”计划——日本是重要合作方之一——都着眼于月球南极区域的资源。两国正致力于发展建设在轨空间太阳能发电站的技术。两国都有意在小行星上开采资源,日本实际上已经通过了促进太空资源开发的相关法律。
参考消息网3月9日报道 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3月7日刊登西班牙前驻华大使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的文章,题为《西中外交关系的50年》,全文摘编如下:
1973年3月,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利用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开的绿灯,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地缘战略方面,西班牙在中国眼中是欧洲国家,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在中国眼中,西班牙的独特之处包括作为世界主要语言之一的西班牙语和由此而来的一种投射广泛的文化,以及与拉丁美洲的特殊联系,这一地区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西班牙在中国的利益基本上是经济和文化方面的。
西班牙商界进入中国较晚。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2006年曾进行过一项关于西班牙亚太地区政策的研究,该研究协调员巴勃罗·布斯特洛认为,这种态度是一个“明显的战略错误”。
西班牙认识到中国重新崛起所带来的机遇,并采取了主动。1978年6月,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访华,这标志着西班牙和中国在各自远航的重要时间点上的相遇。
西班牙在中国的另一大资产是“萨马兰奇”。一直支持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萨马兰奇在该国备受推崇。在一项关于谁是对中国无私帮助最多的外国人的调查中,萨马兰奇名列第三。第一是白求恩,第二是被称为“东方辛德勒”的德国外交官约翰·拉贝,两人都已去世数十年,因此在进行调查时所有活着的人中,萨马兰奇是得到感谢最多的。
参考消息网3月9日报道 巴西“其他声音”网站3月6日发表题为《从世界看西方》的文章,作者是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全文摘编如下:
欧洲中心主义危机的一个新症状就是全球研究显示出一个分裂的世界。五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不再能唤起人们的积极反应或希望。
2022年10月,在乌克兰遭入侵的8个月后,剑桥大学的一个知名研究所综合了30项关于对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态度的全球调查。这些调查在75个国家和地区展开。研究发现全世界分为两派,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并对中国和俄罗斯持消极态度的人占一小部分(120万人);而大部分人则持相反看法(630万人)。虽然这项研究针对的是美国,但在乌克兰战争之后,欧洲与美国的联系甚至比以前更密切。我们可以把这种联系称为西方联盟。
如果我们把世界作为一个分析单位,西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拒绝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措施。其原因在于:
一、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必须摒弃“欧洲的问题就是全世界的问题”的观点。南方世界面临着一些西方国家除了口头承诺之外并未优先考虑的挑战。在大流行期间,南方国家坚持要求北方国家的大型疫苗公司放弃专利权,以使其人口能够广泛接种疫苗,但最终徒劳无功。欧美国家已经丧失信誉和权威,无法要求这些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种情况已经不足为奇。何况在大流行最严重的时候,这些国家得到的援助主要来自俄罗斯和中国。
参考消息网3月9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3月7日发表题为《欧盟在一个极度混乱世界中的未来》的文章,作者是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全文摘编如下:
“国际法应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邦制之上。”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由此奠定了他所提出的“永久和平”计划的基础。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二战后的欧洲更加彻底地接受了他的理想主义。然而,这个伟大的梦想现在已经泯灭了吗?
任何一个了解欧洲历史的人都不应该对这种渴望——即各国能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行事并相互联系——感到丝毫的惊讶。
然而,这个理想主义的欧盟如何适应一个不再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特征,而是以经济危机、大流行、去全球化和大国冲突为特征的世界呢?
从理论上讲,或许“后现代”欧盟能够带着可怕的毁灭冲动在这个新世界中生存下去。但是,1989年后所怀有的建立一种截然不同世界秩序的梦想,使欧盟更容易成为它所希望成为的繁荣和爱好和平的大陆。美国对“单极时刻”加以利用,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这不是欧洲想要的。
参考消息网3月9日报道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3月4日刊登题为《中国在太空的成功势不可挡——无论有没有外国伙伴》的文章,作者是美国CNA公司中国和印太安全事务部研究员布赖恩·魏德利希。全文摘编如下:
今年1月,有媒体报道称,欧洲航天局不再打算将欧洲宇航员送上中国新建成的空间站。报道援引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施巴赫尔的话说,欧洲航天局在国际空间站上的任务“很忙”,目前也缺乏与中国空间站接触的预算和政治“绿灯”。
阿施巴赫尔表态的背景是,欧洲宇航员飞往中国空间站的准备工作已停滞数年。这本是双方航天机构合作几十年后的重大进展。
预算限制阻碍欧洲航天局参与中国空间站任务的说法有一定依据。正如“技术之道”网站太空资讯高级编辑埃里克·伯杰所指出的,欧洲航天局的经费不到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三分之一。如何使用有限的资源,欧洲航天局必须“三思而后行”。
但政治无疑对欧洲航天局决策的影响最大。数年来,欧洲国家一直在重新审议对华关系的性质,因为技术安全和美中战略竞争加剧所引发的担忧越来越大。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态度转变的速度加快了。
参考消息网3月8日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3月6日刊登马克斯·布特的文章,题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中国问题上意见一致,这是个问题》,全文摘编如下:
在这个极端党派化的时代,专家们常常惋惜两党合作的衰落。但我们应该记住,当两党在某个问题上意见一致时,未必意味着他们都是对的,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正成为一种共同错觉的受害者。
历史值得我们牢记,以免我们过于轻率地庆祝两党当前在中国构成威胁这一问题上的一致意见。在新成立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于上周举行的首场听证会上,这一共识得到了体现。该委员会凭365票赞成65票反对的结果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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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加拉格尔(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主席和少数党高级成员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蒂(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是两党礼让的典范。虽然听证会是两党举行的,但也令人不安地一边倒。
所有证人都敦促对北京采取最强硬立场。中国问题观察圈中原本会就这种鲁莽对抗的风险提出警告、主张通过与北京对话缓解紧张局势并指出在某些问题(如贸易、全球变暖和朝鲜核计划)上与中国合作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众多专家,则全部缺席。
参考消息网3月8日报道 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3月5日刊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宇涵(音)的文章,题为《分手很难:尽管紧张关系加剧但美中贸易和投资仍在增长》,全文摘要如下:
2018年以来,美国一直在以贸易壁垒等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应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自身的相对衰落,并导致过去几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加剧。
尽管如此,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并未减少,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
虽然美中贸易战仍在继续,但2021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了此前五年的平均水平。
2022年双边贸易持续增长。中国仍是美国商品进口的最大来源国,同年美国对华出口额超过1530亿美元。美中双边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行业是机械和机械应用设备、化工、塑料、橡胶和皮革制品。
不可否认,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加强了对华出口管制,尽管如此,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还是批准了大部分中国出口和再出口许可证申请。
对两国持续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一个解释是,两国都深深植根于全球供应链,因此中短期内“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
参考消息网3月8日报道 德国《商报》网站3月3日发表题为《欧洲对抗普京的团结是脆弱的》的文章,作者是德国科学和政治基金会安全政策研究组负责人克劳迪娅·马约尔。全文摘编如下:
原编者按 欧盟国家虽然一致谴责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但克劳迪娅·马约尔认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欧洲团结的裂痕就会越大,她指出了三个可以预见的断裂位置。
尽管这场战争充满了苦难,但也有希望的信号。欧洲迅速就规模空前的对俄经济制裁达成了一致;为乌克兰提供广泛的财政、人道主义和军事支持,并最终给予其欧盟候选成员国地位。
这场战争似乎将分歧推到了一边。但进一步仔细观察,就能从这幅图景中看出细微差别。防务政策上的三个例子表明了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国防预算。许多国家对这场战争做出的反应是增加国防预算,并且(终于)接近了2014年北约商定的将国内生产总值2%用于国防的目标。
波兰已将3%的目标写入法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目标也是3%,挪威、芬兰和法国也在增加国防支出。然而,其他国家如西班牙和比利时仍未达到目标。
参考消息网3月8日报道 西班牙环球网站2月28日发表题为《德国在“转折点”之后的世界》的文章,作者是安德鲁·赫雷斯。全文摘编如下:
俄乌冲突爆发后,作为欧盟第一经济体的德国面临重新定义的关键时刻。作为经济上的一流强国和政治上的中等强国,德国正试图在新的国际背景下重新自我定位。回顾过去12个月,国际层面接二连三的疯狂事件至少使德国外交政策发生了四次重大转变。
这种转变包括:违背二战后的传统,决定向一个战争国家输送武器;把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和与北约的关系作为德国的主要防御工具;在经济上与俄罗斯决裂,进而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在欧盟内部失去分量,因为欧盟为了对抗俄罗斯的重新武装,已将其轴心转向东翼。
在经历了纳粹主义和二战的创伤后,德国决定尽量避免向战争或危机地区输送武器,以承诺不在国境之外助长武装冲突的气焰。
然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联邦政府的军事和武器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俄罗斯军队越过乌克兰边境后不久,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计划对德国军队投资1000亿欧元,这将是德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重新武装。这项庞大投资旨在使德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事开支紧缩之后,重新成为北约的顶级国防开支成员国。然而,执行这项特殊的预算势必成为一项艰巨任务。
参考消息网3月8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3月6日发表题为《历史纠纷使它们不和,首尔和东京能修补关系吗?》的文章,作者是《纽约时报》驻韩国记者崔相焄。全文摘编如下:
作为改善韩国和日本关系的最重大举措之一,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政府6日宣布,韩国将不再为二战期间强征劳工的韩国受害者向日本企业索赔。首尔将设立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基金,用于直接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
韩国受害者及他们的支持者称,尹锡悦的这一宣布是他为了取悦华盛顿和改善与日本的关系而做出的“可耻的”让步。
94岁的受害者杨锦德(音)6日对记者说:“哪怕我挨饿,也不会接受钱财。”她表示拒绝政府的解决方案,因为这钱不是日本的赔偿。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国际政策的讲师丹尼尔·斯奈德称韩日协议是“一个妥协方案,在这个方案中,韩国人的付出远超日本人”。他还说,日本做的仅符合“最低要求”。
斯奈德认为,日本政府没有直接向韩国受害者提供赔偿,就是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弥合两国之间的裂痕。他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不情愿地被迫达成一项他本可以轻松达成的协议,他还没有展现出实现韩日真正和解所需要的道义领导力”。
参考消息网3月8日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3月7日发表题为《日本和韩国因重视安保而相互靠拢》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日本和韩国两国政府就原被征韩国劳工问题达成妥协的背景是,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矛盾激化,东亚局势的变化愈发严峻。日本也有必要做好心理准备,以便面对存在政权更迭可能性、不稳定的韩国政局。
2022年5月上台的韩国尹锡悦政府,一贯积极改善日韩关系。尹锡悦3月1日发表讲话说,“日本是合作伙伴”,与要求日方反省历史问题的前政府划清了界限。
韩国政府在1月份公开被征韩国劳工问题解决方案。由于原告的抗议比预想更为强烈,所以韩方向日本要求“有诚意的回应”,但是日本方面态度非常强硬,坚持采取1965年所签署《日韩请求权协定》中的“原征用劳工问题已经解决”这一立场。
韩方不希望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意向也起了作用。因为韩国国内迎接2024年4月国会选举的氛围渐浓,如果日本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处理核废水排放到海里,预计韩国对日舆论将进一步恶化。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转而采取积极态度的原因之一,是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于2022年11月对韩国的访问。当时尹锡悦对麻生太郎强调说:“即使支持率下降到10%,也要改善韩日关系。”
参考消息网3月8日报道 西班牙《日报》网站3月4日刊登里卡多·米尔·德弗朗西亚的文章,题为《中国在非洲,不仅仅是做生意》,全文摘编如下:
十多年前,一位非洲国家的建设、城市规划和住房部长激动地向一名法国记者解释中国如何成为非洲发展的主要引擎,并称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为你们西方人感到难过,中国人太棒了。”他说。
此后,北京在非洲大陆的足迹有增无减。2009年,它超过华盛顿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到2021年,中非双边贸易额突破2500亿美元。中国还在与欧洲争夺对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领导地位,这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非洲已成为中国建筑企业最大的大陆市场之一,基础设施建设是由“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
中国已与54个非洲国家中的40多个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在非洲国家修建道路、港口、水库、铁路线、建筑物或发电厂,这些都是非洲起飞所急需的基础设施。
“中国的国际化必须从国内的角度来解读,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默契来解读。”40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影响力的研究人员兼记者胡安·巴勃罗·卡德纳尔对中国在世界上的扩张是这样解释的。这种国际化始于1999年的“走出去”战略,以及不久之后这个亚洲巨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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